作者：Ben Thompson

二战后，美国利用外国援助、直接投资和消费市场重建欧洲和日本，并将货币与美元 (与黄金挂钩)挂钩。这开启了外国向美国 出口并用出口所得购买美国债务的循环，尽管美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规模意味着美 国仍有贸易顺差（援助和直接投资通常用于购买美国生产的产品）。

到1971年，这一体系在自身的重压下即将崩溃，导致美国与黄金脱钩(即美元贬值)，并解散了货币管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导致了十年的痛苦——包括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但出现的结构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体系相似，只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这意味着对美国国债的需求缺乏弹性，这基本上使得美国在贸易或联邦预算方面不可能不出现赤字。不过，考虑到美国经济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规模，这种情况还是可以维持的。

过去25年发生的变化是中国加入了这一体系。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能力远远超出了这个体系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一点很明显，尽管对于那些从历史上了解中国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中国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处于落后状态。美国在贸易和联邦预算方面的赤字随着中国的增长而激增，这并非偶然。

中国是理解美国过去十五年财政状况诸多怪现象的一把万能钥匙，尤其是美国应对经济大衰退的措施为何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中国的生产是通货紧缩，其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为美债创造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无论美债是由中国国家政府、省级政府、国有企业等持有。这种缺乏弹性的需求也使美元人为地保持在高位，与理论上对长期贸易赤字的预期反应背道而驰。

部分原因是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决定将资源投入到出口导向型产业，以应对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不幸的现实——比较优势的拥护者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能力会产生复合效应。

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很简单：在我上面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组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工人；是的，我们有所有这些服务性工作，但我们少得多的是传统的制造业工作。20世纪60年代芯片业的遭遇在随后 的几十年里发生在各类制造业身上。沃尔特·艾萨克森 (Walter Isaacson) 在《史蒂夫·乔布斯传》中写道："乔布斯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共进晚餐，轮到乔布斯时，他强调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并建议任何在美国获得工程学位的外国学生都应获得签证留在美国。奥巴马说，只有在“梦想法案”的背景下才能做到这一点。“梦想法案”将允许在未成年时抵达美国并完成高中学业的非法移民成为合法居民，而共和党已经阻止了这一法案。乔布斯认为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例子，说明了政治是如何导致瘫痪的。“总统非常聪明，但他不断向我们解释事情无法完成的原因，"他回忆道。"这让我很生气。

乔布斯接着敦促找到培训更多美国工程师的 方法。他说，苹果公司在中国雇用了70万名工厂工人，这是因为它需要3万名工程师在现场为这些工人提供支持。"他说：“你在美国找不到这么多可以雇佣的人。这些工厂工程师不一定是博士或天才，他们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制造工程技能。技术学校、社区学院或贸易学校都可以培养他们。"他说："如果能培养出这些工程师，我们就能把更多的 制造工厂搬到这里来。这个论点给总统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总统两三次对助手说：“我们必须想办法培训乔布斯告诉我们的那3万名制造业工程师。"

我认为乔布斯把因果关系弄反了：美国没有3万名制造工程师，是因为没有3万个制造 工程师职位需要填补。这是因为世界经济的结构——特别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做出的选择，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关税的取消所巩固的结构——使得这些工作不可行。无论你如何评价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可行性或明智性，其动机——取消八十年来的结构性变化——都是非 常直截了当的！

乔布斯的回答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最终是为自己服务的。这并不是说乔布斯的回答是错的：苹果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不仅 是因为成本问题，也是因为能力问题；这种能力是在亚洲发展起来的生态系统的下游， 是中国走过的漫长的学习曲线，而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学习曲线。最终，苹果公司获得 了巨大的利益：公司拥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上最好的供应链，这使其有能力以难以想象的规模和最高的质量制造电脑，而所需的成本却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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